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和平会议。会上，不仅中国代表提出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条件及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而且还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根本不予理睬。
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聚集在一起，提出严惩北洋政府负责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一、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二十一条签订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当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未果后，就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愤怒的学生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火烧曹宅。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在广大学生针锋相对的斗争下，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纷纷提出抗议。军阀政府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了被捕学生。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总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6月3日、4日、5日，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结果，8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
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激起了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20多个省区、150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发的“六三运动”规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之多。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推动下，工商业资本家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举行罢市。从此，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爆发。
反动当局在迅猛扩大的斗争形势压力下，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下令撤销了曹、章、陆的职务。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又电令中国代表，同意在和约上签字。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为此，又引发了新的一轮抗争，拒绝和约签字的呼声如潮。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约签字仪式,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标志着中国青年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新文化运动基本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这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为后来爆发的群众爱国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五四爱国运动，则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为其开拓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起点而载入史册。
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光荣的革命传统,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校园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